陈子善谈“说不尽的张爱玲”:

她是被文学耽误了的画家

2017-07-16 来源于:中山日报
陈子善

《传奇》最初的封面风格朴素。

    第三次增订版《传奇》封面给人不安感。张爱玲解释,那个窥视者是现代人。

张爱玲

    核心提示

    陈子善从未见过张爱玲,但并不妨碍他从张爱玲身边的蛛丝马迹去研究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从张爱玲身边的亲友、香港大学的图书馆里、上海的旧报纸堆中、各地的旧书摊上,用严谨的“证据”拼凑着这位传奇女作家的一生。他的研究曾被张爱玲认为是一种困扰,而晚年的她,最后却远隔重洋托人赠书给这位“热心读者”。陈子善说,她“妥协了”。

    这就是昨日中山书展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独辟蹊径,以书籍装帧为入口,为读者解剖那个“说不尽的张爱玲”。

■张爱玲为何三换《传奇》封面?

    很少有作者,会亲自操刀自己作品的封面,张爱玲就是个例外。讲座上,陈子善向读者展示了三本《传奇》的封面。她的第一本书《传奇》出版时,是一个最朴素的封面。陈子善说他早就怀疑这个封面是张爱玲自己设计的,但苦于没有证据。直至《对照记》里张爱玲才在书中透露这是她刻意设计的封面。她其中一段解释是:“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我记得墙上一直挂着的她的一幅油画习作静物,也是以湖绿色为主。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气死人。”

    陈子善说,这一段不仅解开了对传奇封面设计之谜,还让人看到了张爱玲文章的思维跳跃。“本来在讲书,想起了母亲,又变成了遗传的解释。从一个意向突然跳到另一个意向。”而当《传奇》要重印,她决定换掉自己设计的封面,改用好友炎樱的设计:“像在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物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一笔一笔地临摹了一遍。”

    从自己设计封面,到描摹封面,张爱玲对画画、设计有着自己的见解。陈子善说,她谈到生命、联想自己小说上的人物,这就是把书的外在与书的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两换封面还不过瘾,当第三次出增订版时,封面更精彩了。当时的封面是一个晚清的画家所画,封面是炎樱设计的。“清朝一家人,女主人吃晚饭后玩麻将。保姆抱着孩子在看。窗户外有一个人形,往里面偷看。没有五官,让人很不安。张爱玲的解释是,那个窥视者是现代人。封面营造的就是让人不安的气氛。实际上,她想说的是,她小说里出现的都是不应该的。”

    陈子善对张爱玲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她出版的著作,他还收集了她一些个人的资料。如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她所填写的一份表格。“她喜欢绘画、美术。高中毕业时,学校让她填表格,擅长什么,她填写的是绘画。她最早发表的作品不是文字,是漫画。拿了稿费,她马上去买女孩子喜欢的化妆品去了。”除了传奇,张爱玲还陆续设计了自己一些书的封面;拍照、做服饰,其有着独特的审美观。陈子善说,如果张爱玲不是走上了写作之路,而是拿起画笔,应该也能成名。

■研究者与作家之间的矛盾

    作为研究者,陈子善当然不会放过对张爱玲不同时期的作品研究。有一些作品的研究,早到张爱玲成名之前,甚至是不想让人知道。

    陈子善说,张爱玲自己承认最早的文学创作是《天才梦》,其实她少年时已有写过文章。“她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但没写完,也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张爱玲最早的文学创作是发表在中学校刊上的《不幸的她》。”这篇文章也是陈子善在上海的各种旧资料堆里找出来的。当他刚找到不久,还没来得及对外透露,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当时我在上海,台湾有一家报纸,编辑下午五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张爱玲去世了。他们希望我七点能提供一篇纪念张爱玲的文章。于是我将《不幸的她》发给了编辑,并配了一篇简单的说明。”陈子善还发现张爱玲在读高中时,就常有一些小说、散文、书评等发表在一个叫《国光》的刊物。“但她不认为那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只当作是练笔。”

    起初,这些研究都只是陈子善自己的研究,直至《小艾》在联合报刊登时,张爱玲才知道有人在发掘她年少时的旧作,甚为不喜。“1986年下半年,我将《小艾》寄给了《明报》。编辑很兴奋,在1987年的元旦刊出,台湾联合报同时刊登。张却不喜欢,她不想我们知道。我也因此闯入了张的视线。”为了寻找张爱玲更多的旧作,陈子善只能去泡图书馆,查找当年的各种旧资料报纸。“我作为研究者,把她的少作、旧作找出来,让我们认识之前不知道、她也不希望我们所知道的张爱玲。这是研究者与作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能协调的。这件事对我有困扰,对她也有困扰。”

    一边作为张爱玲的崇拜者,另一边是自身的研究工作,陈子善的双重身份,让他坚持研究却心存一丝愧疚。“我客观上给她带来了麻烦。本意不想给她带来麻烦。你的作品一发表,对社会产生了影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为了研究,他虽从未与张爱玲见过面,却时常跟张爱玲的姑父有接触,还见过张家大部分亲戚朋友。后来,因姑父的通信提到陈子善,张爱玲还让出版社的编辑方丽婉代为转寄一本《对照记》给陈子善。

    张爱玲去世后,人们整理她一些未公开发表的书信时还发现了一个“爱憎表”,是她写文章专门来讨论她高中毕业时填的那个表格。可惜文章没写完,只有草稿。“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有热心读者发掘我少作,我看了啼笑皆非。填最怕的,我填了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子很早结婚。最喜欢谁?爱德华八世。最爱是什么:最爱吃叉烧炒饭。口头禅:我又忘记了。”

    当看到这一段话里的“热心读者”四个字,陈子善说,他知道,她妥协了。“热心,总不能算是坏人。她对我们研究者的工作是有限度地接受了,她妥协了。”

    他与张爱玲从未见面,却比张爱玲还熟悉张爱玲的作品。有人甚至将他比喻为“张爱玲的另一半”“张爱玲的男朋友”。或许对于媒体报道来说,这样的称呼更有眼球吸引力。但记者眼中,他只是一个严谨研究、重视证据、为文学发展鼓与呼的一名正直的研究者。他不因对作家的崇拜而故意忽视各种瑕疵,也不会为了研究成果而凭空推测。他爱的不是张爱玲,而是张爱玲的作品研究这一文学事业。
  作者:文/本报记者陈慧本版配图来自网络(除署名外)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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