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傅国涌让金庸“从神坛上走了下来”
报人查良镛比小说家金庸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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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的夏天，历史学者傅国涌推出了48 万字的《金庸传 》；2013 年夏天，傅国涌再出修订版 《金庸传》，在原版上增加了 10 万字以上的新材料。有评论称他的 《金庸传》让“金庸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出版之初更有媒体做过 “金庸拒见傅国涌”的专题报道。
众说纷纭，究竟傅国涌心目中的金庸是怎样的？昨日，傅国涌作为本届中山书展的压轴嘉宾，向中山读者谈起了他眼中的金庸，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作为《金庸传》的作者，他对金庸的生平十分了解，并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图文资料，谈起这位武侠大家来，他采取的是平视的角度，没有仰视，没有神化，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金庸。在他的讲述中，金庸有成功的一面，也有茫然和失败的一面，透过他的讲述，我们看到的是金庸生命中血肉丰满的各个不同侧面，而不仅仅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金庸。
在傅国涌看来，报人查良镛远比武侠小说家金庸更为重要，但他也肯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认为虽然武侠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只要有汉语在就会有金庸小说在。
谈报人查良镛
香港的新闻自由成就了查良镛
“我昨天去了翠亨的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开创者，而金庸则生于民国，可以说民国教育成就了他的一生。孙科、蒋经国、邓小平等人都爱读金庸，可以说金庸是华人世界的共同密码。”傅国涌以这样的开场白拉开了主题为“金庸与时代”的讲座序幕。
在傅国涌看来，写武侠、办报纸，都是金庸不经意撞上的，甚至带有一点无奈，可以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金庸一生深受民国教育的影响，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对他的影响，他一生的根基是在中学阶段。作为一个民国教学下的读书人，又有机会接受过 《大公报》一代报人如胡政之等人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庸，或者说构成了金庸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血脉。
傅国涌介绍说，年轻时的金庸立志做一名外交官，可是就读大学时因打抱不平被勒令退学，外交官的梦想从此破碎。之后金庸进入报业，他先后在杭州的《东南日报》、香港的《大公报》就职。正是在《大公报》任职的那段时间，赋予了他文人论政、文人办报的精神气质。金庸在香港一隅延续文人论证，成就的报人事业，都是发生在一个大时代里的故事，傅国涌认为，正是香港的新闻自由成就了查良镛和他创办的明报集团。
“作为报人的查良镛远比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重要，他在新闻史上留下的地位也会远远高于文学史。金庸脱离《大公报》是不满当时的左派作风，他后来曾经连续二十七天在报纸上和左派论战，一战成名，《明报》发行量增加到七万多份。”傅国涌说，这不仅是他的看法，金庸本人对自己也是如此定位的。自1959年起金庸创立《明报》，白手起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了报纸的生存发展倾注了全部时间、心血，写武侠连载，招徕读者也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从“神雕”到“天龙”都是如此，等到“笑傲江湖”和“鹿鼎记”连载时，报纸发行量已经稳定，他无需为生存考虑，也因此，1972年连载完了“鹿鼎记”，他就封笔了，其中固然有其他原因，没有这方面的动力也是重要因素。在他心目中，至少在1989年之前，武侠小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分量，报纸始终在他心目中居于首位。金庸曾一再说《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梦想。
话小说家金庸
从否定皇权到肯定皇权的轮回
“金庸小说是化家国忧虑为江湖风云，每一本都有江湖，每一笔都指向江山。”傅国涌曾通读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他认为从一开始，金庸对帝王权力是否定的。在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中，乾隆不惜背叛和亲兄弟陈家洛的盟约，用毒酒把红花会的兄弟置于死地。美丽绝伦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书 “不要相信皇帝”。之后的小说《笑傲江湖》，是金庸对权力否定的经典作品，无论是东方不败还是任我行，谁掌握了黑木崖的权力，谁就必然腐败。
然而，金庸的最后一部封山之作《鹿鼎记》，把他前面十几部作品的这条线一刀砍断了。傅国涌指出《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皇帝。金庸觉得即使武功最好的侠客也拯救不了黎民苍生，只能靠开明君主来救国，这是他最终对权力的回归。
“武侠小说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只有在皇权时代，人们才盼望明君、清官和侠客的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金庸越成功，就说明中国越失败，武侠小说越有人看，就越说明了国人的失败。韦小宝最终还是臣服于皇帝，江湖失败，江山胜出。”傅国涌认为，在现实层面，金庸也完成了对否定权力到肯定权力的一个轮回。金庸的早年与壮年，在小说创作、时政评论诸领域处处闪光。越到晚年，越是和他追求的功成身退相悖离，所以他才会去读博士、改小说抑或到处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活动，金庸崇拜功成身退的张良范蠡，最终却并不甘心完全隐退。
“直到晚年，金庸还一直关心政治，希望两岸三地能够统一。”傅国涌收藏着多张历届国家领导人和金庸的合影，在一张照片里，金庸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坐在了天安门城楼之前，这些，都是晚年金庸处江湖之远，不忘政治的佐证。
论金庸的小说
打通了真实人生和虚构的武侠
在众多的武侠小说人物中，金庸和他笔下的哪个人物最相似？傅国涌认为是郭靖，他分析说，在众多人物中，郭靖是和金庸个性最相似的，比如说口拙、朴实，并不聪明，但特别有毅力，可以说郭靖就是一个金庸的现实版，而令狐冲则是金庸的理想版。金庸本人像郭靖一样木讷坚毅，但是心目中向往的是令狐冲那样自由、洒脱、充满灵性的生活。同时，他心中还有一个韦小宝，韦小宝代表着他入世的一面。
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何如此引人入胜？傅国涌指出，这是因为金庸打通了真实人生和虚构的武侠。金庸的人生其实十分坎坷，十四岁时母亲就在战乱中去世，二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又被逼自杀，中年时在哥伦比亚读大一的大儿子自杀了，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子给他造成了很深的伤痛。这些苦痛的经历对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不无影响，傅国涌举例说，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就曾提到，书中写张三丰在张翠山不幸去世后的心境不够深刻，因为真实的心境不是那样子的。那个时候的金庸，已经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丧子之痛。
“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傅国涌指出，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已经没有清官和武侠的一种结合，也不仅仅是取悦于市民阶层的一种作品，金庸在里面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因为他经历过乱世，他的弟弟和母亲都是因抗日战争缺医少药去世的，还有他的同学因日本人打细菌战得了麻风病，在衢州中学，他亲眼目睹他的同班同学——一个体育健将被送上一条木船，让他去等死。经历了这些生离死别的痛苦，他对那个时代的痛苦是有所体会的，身上有一些现代意识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加在了传统的武侠小说中，使他的武侠小说跟过去的有了一点点的不同。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不同，就是这一点点的不同，使他的武侠小说成了风靡整个世界，让千千万万的华人都忘不了的东西。
说金庸的人生
成功背后的遗憾、伤痛和茫然
金庸的一生有没有过失败？当然也有。傅国涌介绍说，比如说他的感情生活，就并不一帆风顺，他曾经结过三次婚，前面两次都离异了。他爱慕终身的女明星夏梦，最终还是远走天涯。
金庸避谈与夏梦之间的事儿，但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多数都认为金庸确实追求过夏梦。傅国涌笑说：“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射雕》里的黄蓉，《神雕》里的小龙女，《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无论一颦一笑，似乎都和夏梦很相似。”
晚年金庸精研佛学，也许已勘破了对情爱的执著，但有一样东西他显然还放不下，那就是对求学的追求。2005年10月，金庸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剑桥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麦大维，麦是著名唐史研究专家，比金庸年少15岁。
傅国涌认为每个人总有自己的缺憾，哪怕金庸也不例外，“他人生的缺憾之一就是没有读完大学。”金庸在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读了一年就被退学，后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又因时局混乱，也没拿到文凭。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在耄耋之年，86岁高龄的金庸在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博士之后，还要悄悄到北大攻读国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但是他的年龄实在太大，最终还是放弃了。
“金庸的一生是励志的，但也有失败的一面。”傅国涌所写的 《金庸传》，最后是以金庸夫子自道的一段话作为结语，结语中再三出现的，就是茫然两个字。活到九十岁，回顾人生，居然是无尽的茫然，这样的结语的确发人深省。在傅国涌的笔下，金庸终究是一个“人”，有他的无奈和妥协，也有他的遗憾和执著。
对话傅国涌
有汉语在就会有金庸小说在
记者：《金庸传》颇为详尽地介绍了金庸的一生，复杂且具有传奇性，概括地讲，在你心里金庸是怎样一个人？
傅国涌：金庸有多重的面相，他至少有三张面孔。一张是文人的。无论写通俗的武侠，还是纸上论政，他都是拿笔杆子的文人；第二张是商人的。他深受香港商业社会的影响，深谙香港市民的心理，洞察市场的需要。他办报，每一分都计算得很清楚，他心中有一个算盘，远胜于他不会经营的父亲，即使在其他方面他也常常在不经意中露出商人的精明；第三张脸是大中国主义的。他渴望大一统的、民族融合的中国，他在香港遥望北方，心系大陆，他热切关注台湾岛上一举一动，他在武侠小说中如此流露，在报纸论政时同样如此，他后期许多重大的选择都与此有关。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读武侠小说了，这是否意味着金庸及其代表的武侠小说过时了？
傅国涌：王国维曾经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我们说文学都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看，武侠小说也不例外，现在可以说，属于武侠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金庸的时代也无可挽回地过去了，现在他出现在报纸上，也多是占据娱乐版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全民读武侠，现在即使有人读，也不会如此大范围。现在流行的是盗墓小说、郭敬明之类，年轻人接触金庸都是通过影视剧，而不是原著。其实金庸的小说除了文本外，还会提供一种精神范式，让人释放内心的苦闷，唤起对公平自由的向往，只要国人心目中还存在着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就会有人读武侠小说，但武侠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也没有办法重现了。
记者：孔庆东曾经说过，要理直气壮读武侠，对此您怎么看？您如何评价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傅国涌：这话不应该由孔庆东来说，他这个人的气质和武侠是相悖的。至于金庸，我认为他的武侠小说前无古人，在武侠小说史上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巅峰。金庸的汉语写作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准，文字表达能力可以和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相提并论。以后读金庸的人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但是可以说，有汉语在就会有金庸小说在，他在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否认。
记者：二月河曾经写过康熙，他笔下的康熙和金庸笔下的康熙有何不同？
傅国涌：二月河的文化层次和金庸没法比，他对康熙完全就是顶礼膜拜，还想让皇权统治下再过上五百年，金庸的思想境界还是不同的，即使他欣赏康熙，也不至于膜拜，而是在康熙身上寄托了自身的政治梦想和抱负。
记者：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炮轰当代中国文学，对此您怎么看？
傅国涌：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当代中国文坛没几部可以传世的作品，包括获诺贝尔奖的莫言在内。作品传世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流的母语表达水平、对时代的关怀以及能否为世界文学提供一种独特的文学样本。当代中国作家没人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所以都是二三流的作家。以后当代文学估计在文学史上只会占有很少的篇幅，人们会用“鲁迅及其以后的新文学”来描述这个阶段。
记者：《金庸传》因为没有采访过金庸本人，一开始面世时曾被金庸评价为“谎话连篇”，这段公案您怎么看？
傅国涌：那是2003年时的事，当时金庸并没有看过这本书，而是看了一个读者的读后感，里面用了些抠门、依附权势等词语，他看了之后当然很生气。这个误会已经澄清了，后来，他看了这本书，认为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所以还让杭州的金庸茶馆进了一批《金庸传》来卖，只是他对其中三段婚姻的描写不大认可。
记者手记
你所不知道的金庸
读书最重知人论世，读了 《金庸传》后，有助于了解到前所未知的金庸的另一面。傅著《金庸传》其实着重介绍的是他作为报人查良镛的一面，但是了解了金庸的一生后，对读懂他的武侠小说不无裨益。傅国涌让金庸从万人供奉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在展示金庸辉煌一面的同时，也没有回避金庸的其他侧面，比如金庸早年丧母、青年丧父，所以笔下才多孤儿；他口才迟钝，在管理《明报》时习惯以字条或写信来代替；作为报纸老板，他的“抠门”，以及不时迸闪出来的狡黠多计，商人式的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他身上浓厚的“大中国主义情结”，日趋保守的政见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丰富、复杂、立体的金庸。
一转眼间，金庸已经封笔数十年了，人们对在世的文学偶像总是难免苛求。我曾经也和很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为什么他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乘飞机在两岸三地跑来跑去，还要将早已深入人心的作品修订得面目全非。了解了他的故事后，我终于释然了，这么多年来，是读者们执意要将他捧上神坛，却一直忘了，金庸原来也是个人，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他的追求、失落和执著，他有他生而为人的缺点，我们实在不应该拿神的标准来要求他。就像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囿于形式不免也有很多缺点，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那些作品的喜爱。
如果你和我一样，曾经深深地爱过他笔下的那些人物，那么请让我们一起来感谢他，感谢他的小说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精神贫瘠的年少岁月，感谢令狐冲张无忌的故事曾经滋养过我们最初的梦想。他已经九十岁了，我不知道他能否像张三丰那样高寿，但是我相信，即便是数百年以后，仍然会有人读他写下的故事，在星空下，在小溪旁，在世界上每一个被汉语滋养过的角落。
查先生，请您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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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文/本报记者禹媚 图/记者付希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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