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晓松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是个干净、美好、灿烂的时代，大师扎堆。他认为，个人大师的时代会回来，但是一个民族的一部分特质一旦丢掉，就很难再找回来。图为高晓松在讲座中。
【谈音乐】
北高南陈会师中山
昨日，“同桌的你”创作者高晓松和“涛声依旧”的创作者陈小奇在中山“会师”，纵论音乐。
高晓松说，中山可以通过举办音乐节来为本土音乐提供一个小众化展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和了解音乐，为音乐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可以有一个本土的舞台，专门给广东音乐提供展示的机会”。他说，用方言演绎的歌曲别有味道，他做过一张唱片曾收录了一张客家话唱的歌曲。陈小奇说，音乐节的确是一个好主意，不过需要比较大的投资。他说，广东的流行乐在中国的乐坛上一直拥有一席之地，将广东本土的文化韵味融入其中。
昨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一曲“同桌的你”风靡大陆校园的中国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做客中山书展，与读者交流。现场不少中年人带着孩子前来，渴望找回青春的记忆。高晓松，这个当年从清华大学退学的“坏孩子”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自己突然变成了好孩子。一位中年男子在签售会现场教儿子用手机给自己和高晓松合影，拍完后，还仔细看看效果，或许他也渴望从中看到青春年少时当“坏孩子”的记忆。
【新闻链接】
蒙曼中山开讲真实的隋炀帝
“隋炀帝是一个暴君，但不是昏君”，昨天晚上，在第四届中山书展名家讲坛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现场还原一个真实的杨广。在两个小时的讲座时间内，蒙曼讲诉隋炀帝的历史成就及其取得的原因、隋朝为什么兴起、隋炀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
对于隋炀帝的定位问题，蒙曼表示“隋炀帝是一个暴君，但不是昏君”。评论隋炀帝，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隋炀帝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可谓千古一帝，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他又是一个人生极其复杂的君主，一个集文士、武帅、阴谋家、野心家、暴君等众多角色集于一身的人，不是简单的是昏君、暴君就能评价的。
【记者专访】
高晓松：音乐正版化后再不做评委
在讲座前半个小时，穿着格子衬衣的高晓松出现在中山书展，并没有引起太多读者的关注，对于如今的年轻人，高晓松显然有些陌生，不过，曾经一代的大学生被他所创作的歌所影响，这次他来参加书展，带来了自己的新书：《如丧——我们终于老得可以谈谈未来》。专访从他的书开始谈起。
●谈创作找到里面长花的地方
记者：你的新书《如丧——我们终于老得可以谈谈未来》是否是回忆你自己的过去？
高晓松：真的回忆百分之八十都不真实，20年前的事你和别人讲，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只有当作创作来写，才会自由的，我不管它原本是怎样，在我心里就是那样。
记者：去年的事是否是你的一次沉淀，让你有新的突破，比如出了这本新书？（去年，高晓松酒驾，致四车连撞，被判拘役六个月，他在狱中没有闲着，翻译了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马尔克斯晚年小说《MemoriesofMyMelancholyWhores》。）
高晓松：新的突破不敢说，但是至少踏实了，好多东西都会露出来，原来浮躁的时候都沉在下面，一旦你安静了，就浮现有意思的东西。人的创作大部分都不是创作什么新的东西，不管是电影，音乐，文学，大部分是在找心里的东西，而不是去外面寻找创造一个新东西，我心里是不是有，但是我要把那些东西剥开。创作、生活都是这样，不想要的东西尽量不要，然后生活就向前走，把不好的东西慢慢剥掉，可能第二天又回来了，但是在创作中，能找到里面长花的地方。
●谈北京乡愁很重要，是基本的情感
记者：汪峰在《晚安北京》中谈到对北京的感觉，你对北京的感觉是否一样？
高晓松：我对北京的感觉与汪峰不一样，他是湖北人，北京是他搞音乐的地。我是北京人，北京对我来说是故乡。尤其是，在我定居洛杉矶后，感觉不一样。我的这张新唱片《万物生长》开始有北京话唱的儿化音，我以前从来不写用北京话唱的歌。到了美国呆了很多年，我突然觉得北京的儿化音特别动人，后来写的歌必须用儿化音唱，不然都不押韵了。《万物生长》有首歌叫“一个北京人在北京”，充分写了我对北京的感受。我的故乡被更多的人当成了战场，人家都有两个地，一个叫战场，一个叫故乡，“衣锦有地还乡，失恋有地疗伤”，一说家乡话，所有的真善美都回来了，一说北京话，就是去拼搏了。
我们没有两个地只有一个地，“衣锦没处还乡，失恋没处疗伤”，也没有家乡话来抚平战斗中的伤痕，所以我去美国也是这一个原因，我也要有homesick，这很重要，有了乡愁。
乡愁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乡愁是基本情感，爱情、儿女情、乡愁、爱国，都是最基本的情感。南方人家乡观念更厉害，在洛杉矶，广东是每一个县都有同乡会，甚至乡、镇都有，北方还好，一个省一个（同乡会）。我写了一系列，包括“旧的童年”都是和乡愁有关。罗大佑有一首“家”写的就是：那是我后来逃出的地方，也是现在我眼泪回去的地方。
●谈视频栏目“晓说”完全是无心插柳
记者：最近你在优酷视频上有一个节目“晓说”特别火。
高晓松：那个脱口秀，完全是无心插柳，最火，比我的电影、小说都火。我跑到街上，人家指着我说：“晓说”，忘了我叫什么。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记者：怎么会想到这个节目？
高晓松：视频网站前三年，国家规定要全正版化，要买版权，一下子涨了100多倍，原来2万元一集现在卖到100万一集，政府一句话，让市场经济自己解决版权的问题。涨到太高了，视频网站觉得我可以自制节目，干嘛要买你的？自制节目先从简单的开始，卖脑浆子，不买制作。
记者：你的“晓说”如何取材？
高晓松：都是我临时去的路上想的，他们参与提供一点意见，中国历史说几期，美国说几期，其实我说中国事也搭着说西方的，这是我的优势，我去过很多国家，而且我学理工。看世界有很多角度，有很多别的角度，如从生物学角度，但是从人性学的角度看，我能看懂，全世界的人都有基本的情感，所以你对比，很容易。
●谈生活只要音乐正版化，就再不做评委
记者：在你的青春年代，我们记得是你的歌，你现在的路越走越宽了？
高晓松：不是越走越宽，而是好多路走不下去了（笑），就走别的路了。人一辈子，有的人走得很深，拉得很长，有的人哪样都走得不深，所以拉得很宽，看上去宽，其实是哪样都不深。
一旦中国音乐正版化，我就不会做评委。因为音乐创作没法活，我们正常的收入是一个低级白领的收入，正常一个作曲家一首歌5000块，一年卖四首歌，能赚多少钱？但是，为了这四首歌要买多少琴和设备，至少30万。多少人白听，还理直气壮，听音乐还要钱？为什么？大家认为买书是应该，可是人家作家并不需要买30万的设备，买3万的电脑就可以了，中国的传统就认为作家有地位，李白杜甫值得尊重，音乐家是伶工，是匠人，从来历史书上不介绍音乐家，本朝有文学家，作家，还有书法家，还有木匠，鲁班，都在音乐家之上，从来没有介绍音乐家某某，出去问问大家，中国有哪些音乐家，大家顶多能说出一个瞎子阿炳。而西方历史上都介绍有贝多芬、莫扎特。
我想这一天很快就会来的。
上世纪80年代【精彩讲座】
年轻人欲做天下主人翁
“怀念青春——活在好时代的坏孩子”，这本应该是高晓松本场讲座的主题，但和往常一样淡定从容的他坦言，这其实是主办方定下的主题，他自己并不知晓，“这是一个无主题的演讲，我想和各位谈谈过去和现在。”
虽说没有主题，但从他波澜不惊却又时时暗藏机锋的话里，现场的观众却听到了他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最深切的怀念，以及美好时代逝去的淡淡忧伤。
“那是一个胸前别着校徽就能谈恋爱的时代。”高晓松戏言，那时的大学生不需要为自己的身份证明，人与人是彼此信任的，不像如今这个时代，就算你拿着某个高校的大学毕业证也没人会相信你。“当时我们清华大学来了一个流浪小孩，有病有伤，其实那是清华养了大量的流浪孩子、诗人、音乐家，张楚就是被大家这么养着，师生一起出饭票，老教授们晚上煮了一筐鸡蛋，还专门问那小孩张楚吃饭了没有，其实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中国2000年来的传统是一样的，彼此之间是有信任的，有廉耻的。”
高晓松说从那时的美好到现在的沦丧，仅仅用了20 多年的时间。“从100年前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少年都是胸怀天下，纵横四海，抱着改造国家的梦想，要做天下的主人翁，20年前也是这样，而现在的年轻人的理想变成我要成为一间屋子的主人翁，你问一个年轻人的理想，他会直接告诉你，我要出名，我要赚钱，我要买房，买房竟然成为理想，我在微博上经常看到年轻人们讨论，那些写诗的人一定是买了房的人，要不住的地儿都没有怎么写诗呢，我说你应该去读杜甫的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为什么干什么都得先买房，他不知道100年前有多少年轻人为了理想、国家毁家纾难，而且现在的年轻人还坚定地认为不买房就得睡大街，其实美国有一半的人不买房，我自己在中国也没有一平方的房子，我也没睡大街，租房子不行吗？”
当听众问其高晓松目前平时都在听什么音乐时，他却宕开一笔说起了目前全球的文艺创作状态。“我现在都不怎么听音乐，要听也是罗大佑和崔健那个时代的歌曲，1980年代国际上有MJ、U2、麦当娜、披头士这样闪烁着光芒的巨星，但是他们之后，你很难找到一个像这样的巨星，文学也是，1980年代出了一批像王朔、余华、莫言、苏童这样的作家，今天也没有谁能与他们比肩，1980年代奥斯卡是《肖申克救赎》和《阿甘正传》争最佳影片奖，是这种级别的，每年都有一部伟大的电影落选，但是现在的奥斯卡入选电影看了一遍后，哪个也不会买来放进书架里收藏，中国亦是如此，那时有《黄土地》，《霸王别姬》，现在……所以我常说，现在是这样一个时代，大师都还活着，但已经拍不出活着的电影。”在高晓松看来，上个世纪80年代是文化艺术领域的高峰期，“大师都是扎堆来的，电影、文学、音乐百花齐放，群星璀璨，但走的时候一个也不留，这是文艺的规律，不管东方西方。平庸的时候，各个领域都很平庸。”
高晓松坦言能够成长在那个时代，他感到很幸运，有大批耀眼的灯塔照亮海面，“每天拿着10块钱都在等待着，我是买罗大佑的新出的唱片，还是买王朔的小说，还是陈凯歌的电影？我今天拿着100块钱都不知道等待谁，谁值得等待呢？跟那个时代完全不能比，不过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还是很幸福的，至少老了以后知道方向在哪里，不用拿着手电去找。”
关于未来
民族特质丢掉后就难找回
在高晓松的记忆里，上个世纪80年代是干净、美好、灿烂的时代，然而这样的时代还会不会在中国重现？他认为：“个人大师的时代会回来，但是一个民族的一部分特质一旦丢掉，就难以再找回来。我至今看还未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特质，不管是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中间遗失后还会再找回来的，还没有。”
他举例说，就如美国人从建国到1967年，这个国家的人民非常信任自己的制度，对这种制度充满了自豪，这是一块自由的土地，直到越战摧毁了一代美国人对自己制度的自豪感，他们发现这种制度原来造就的是大屠杀，是对越南人民的伤害，和对儿女的残害，随后爆发了60年代的大革命，40万学生发起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活动，“美国人原来对军人是有着无上崇敬的民族，每个居民区的中央大街上会悬挂着正在军队服役的士兵的名字，美国大部分演出都会邀请曾经服役或者现役军人来到现场起立接受观众的掌声才开始演出，但是那个时候，全体美国年轻人开始焚烧兵役证，这是很严重的不爱国行为，就像在美国不纳税一样。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制度，鄙视政治家，从那时好莱坞拍摄的电影就可以看出来，人民对自己制度和国家的失望，使得后来的这些美国人远远没有60年代前那个国家的人民那样拥有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我现在生活在美国能清楚地感受到美国现在是一个有自由但没希望的国家，大家都对国家体制不自豪了，经济又如此萧条，我不认为这种昂扬与自豪还会在美国人民中建立起来。”
高晓松说，当一个民族一旦遗失了特质，就很难再找回来，其实不止是美国、中国，其他民族的一些特质也都在遗失，像英国人、犹太人，日本人，他们身上那种别人曾经贴标签的东西，也都在逐渐消失。“一个民族坏的东西在蓬勃向上时看不出来，但是当它走向衰落时，问题就全部暴露了。” | 
